在民主走向成熟、需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防范和纠正民主的弊端——多数主义暴政之际，这一观念就需要代之以一切国家权力都可能被滥用，都需要予以制约的观念，因为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是民主体制下最有权威的立法机关。

[74]这看似民事上的名誉侵权规则得到了宪法化，但实际上等于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保护条款，对原有判例法中有关的民事规则进行审查，并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关键性的变更。[59]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1页。

第一种形态是宪法规范在民法中的具体化。这是一场更具学理性的争论，其间，梁先生明确提出，物权法第1条无需写上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这样的表述,因为我国的宪政体制有别于西方国家,人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直接创造的政治制度，立宪行为与普通立法行为都是主权者的决断,因而只有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问题, 不存在违宪评价的问题。[12]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立论的逻辑前提，梁先生所提出的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论的独特见解，即使在正统的学理层面上亦难免受到一些批评，[13] 但重要的是，它本身也带有一种政治教义宪法学的雄风，而在这一点上恰好与巩献田教授的前述观点殊途同归。作为一位新锐的民法学者，王涌教授即率真地披沥了这一点。[86] 参见林来梵、朱玉霞：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83页以下。

对此，上文已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并澄清了一些问题的要点，但以下两点仍值得进一步深究。[31] 参见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17页以下。[56]另有学者把这种治理方式称为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

既然国家机构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都是宪法文本的内容，那么，程序性实施和实体性实施都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但应以立宪主义价值为依归。因此，宪法委员会成员应当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39] 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第126页。法治口号化，就是因为潜规则盛行，法治的精神被淘空，法律沦为治法。

[4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37页。第三，经济分权，中央权力的下放，最主要的是经济权力的下放。

上述改革措施的制度化，既可以体现为对现行《立法法》、《监督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等宪法性法律的修改、补充，也可体现为《宪法委员会组织法》的创制。其二，为基本权利的保障提供日常化的实施形态。落实这些条款的目的是克服权力滥用现象，具体途径是创制、完善并实施相关的法律，落实违法责任。（2）宪法实施的内容是什么？顾名思义，宪法实施是对宪法文本的贯彻和落实。

[13] 张千帆教授将宪法实施分为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程序性实施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实体性实施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立法机关至上原则得到实现，民主制度逐步走向成熟。[23] 相关著述数量众多，兹不一一列举。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大的原因的认识，从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是清代最有价值的政治理论创新，堪称中国人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但由于三纲五常的禁忌根深蒂固而未占舆论的主流。

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代表性观点一致认为：公平正义的阙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症结，[5]官民矛盾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形态，[6]解决之道是约束公权力。[24] 近期内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如林来梵主张第一种模式（参见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马岭主张第三种模式（参见马岭：《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河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约计128部。第二步，宪法委员会由从属走向独立，其职能逐步由违法审查转向违宪审查。

那么，执政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使命应当是，综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将各种矛盾纳入体制内进行解决，从而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因此，与宪法实施内容的渐进性相适应，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运转也将呈现出过渡性，即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将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和实施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两个步骤： 第一步，建立一个专门的、从属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委员会，实行违法审查。现有法律文件中关于正式审查程序的规定非常粗糙，缺乏审查主体的分工、审查步骤、审查原则、审查中的表决程序、审查时限等方面的规定。二、宪法实施的内容——从国家机构规范到基本权利规范 强调民主是宪法实施的前提，目的是强调国家权力必须由民意来监控。将发展民权作为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身体力行而卓有成效者，首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它可以逐步将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纳入监督范围，并将党的行为和政策、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合宪纳入监督范围。

对此，伟大的思想家们曾经反复强调，如爱尔维修曾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在宪法实施的中后期，需要对立法权进行限制之时，可以进行从严解释，使其他职权仅仅限于必要且适当的情形。

宪法文本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从而保持其权威性，同时又要与时俱进，以保持其适应性。第一种方式可谓之宪法的实体性实施或者消极性实施，集中体现了宪法的立宪主义价值，反映了宪法实施的高级水准。

第一种模式虽然存在着立法机关自我监督的悖论，但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宪法保障模式，应当属于首选，主要原因有：（1）它不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也不违反宪法，容易得到接受。翟国强副研究员则把我国宪法的法律化实施分为消极性宪法实施和积极性宪法实施（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8—91页）。

判断个人利益的道德属性，只在其实现手段正当与否。（二）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违法审查和违宪审查来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宪法委员会的专有职权。只有在民主制度失灵，即发生了多数主义暴政之后，违宪审查才有必要。30多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呈现出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诉求全面化和公开化等特征，人们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需求。

宪法委员会要发挥这种能动性，有赖于宪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宪法守护者角色的共同体认，这种角色意识又依赖于他们坚定的法律信仰。这种积极的态度，至少对应着执政党的决策者们的两种理念。

在我国，潜规则不仅是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5]也是当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最流行的行为范式。绝大多数的权利请求是在民主体制内得到满足的，借助于违宪审查来保障人权仅仅是较少发生的民主制度失灵的一种例外。

我们不能因为违宪审查是宪法之最高法律效力的标志就幻想立即建立这种制度。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是宪法实施不可偏废的两种方式（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20页）。

有学者认为，行政复议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参见温泽彬：《行政复议与宪法实施的状况与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47] 宋增伟：《制度公正与人性善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46] 参见张国钧：《个人利益简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因此，宪法委员会成员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是宪法委员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61]这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划分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29]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

[2]否定说认为，现行宪法是一部被捧杀、被虚置的宪法，这种否定性评价以流布久远的法谚俚语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最为传神，堪称主流观点。然而，当下的现实情形是，无论对于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违法审查，还是对于法律的违宪审查，有关职能部门都予以回避而不做出任何解释。

我国法治体系中程序立法是薄弱的一环，但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另一个方面是，少有的程序法也往往落实不好。在何启、胡礼垣、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